如也集尊德性与道问学

近来又重读了秦家懿先生的著作《王阳明》，别有一番收获，浅谈一二，姑且不太准确地梳理一下儒家发展的脉络。

中国的传统文化，三字概括，大概率便是儒释道。自汉朝起，三教地位便此消彼长。汉朝董仲舒将阴阳五行纳入儒学，以至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，儒家地位有了显足提升。至王莽改制，儒生的地位更是空前高涨。

然而两汉经学的高峰，却也将儒学推入绝境。魏晋玄学和佛学的兴盛，使得儒学日渐式微。这种困境一直到唐朝韩愈及其弟子李翱，才有所改变。

韩愈的《原道》开启了轰轰烈烈的儒学复兴运动，师徒二人尊儒驳佛老，为两宋新儒学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。是以新儒学的生长，韩愈功不可没。昌黎先生以一己之力，将儒学从经学窠臼中解脱出来，直指义理之辨。言语犀利地指出道统从文王传孔子，至孟子，道统断绝，以至于佛老竞雄，儒学竟走向穷途末路。

北宋五子接起儒学复兴的旗帜，不论是周敦颐的濂学援道(易）入儒，《太极图说》架构儒学世界观，还是张载发出振聋发聩的呐喊：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圣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，亦或是二程的洛学发明“天理”，都让儒学焕发出惊人的生命力，新儒学因此诞生，即宋明理学。

然而理学之集大成者，

（本章未完，请翻页）

还要是南宋朱子。朱熹集北宋五子之长，一手促成儒学复兴，将儒学宗教化(此处争议颇大，见仁见智)，将儒学从训诂五经引向明辨四书义理。朱熹坦言人人皆可成圣，开辟了一条“存天理、灭人欲”(后世对此颇多误解），从格物致知出发，明天理以成圣的康庄大道。世间万事万物皆有天理，今日格一物，明日格一物，日积月累，功夫到了，自然直至唯一天理，人也因此可以成圣。